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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背后的文化意味——陈小奇词作片谈

摘抄于1992年6月16日《现代人报》
    在文化剧变乃至“断层”过程中，迷惘、尴尬以及超越的希冀，依我看，是陈小奇——甚或他们这样几个文化命题或者干脆说文化矛盾所纠缠不休，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雅与俗。

    陈小奇的词作，根本上说偏于乡土、偏与传统。中国古典诗词对他的影响，简直一目了然。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那些很传统、很乡土、很发族的意象“江南梦”、“灞桥柳”、“湘夫人”、幽兰芳草”，“月落乌啼”……；也因此飘荡着于乡土中国尤感亲切的情调、氛围与意境。

    在农业社会，人们在土地上劳作，长于斯，终于斯，空间非常固定；他们所感受到的历史变迁，具体化为昼夜的交替、光阴的流逝，和“一岁一枯荣”的节律。所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也是中国人历史观念中的重要内容。陈小奇的词作，其意绪和情感，其历史感、沧桑感以至凝重感，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源于那流逝的“时间”。“时间” 成了背后一只无形的手。 你听：“是什么时候的秋风。吹来潇瑟，还在等待涉江的美容？”（《湘灵》）。 即使轻灵如《梦江南》， 也免不掉“不知今宵是何时的睡莲？”这种“时间意识”，牵扯着过去，带给陈小奇词作一种纵深感，唤起历史深巷里的民族记忆——或曰广义的“故园之思”。

    而在都市，更多的是一种“空间的闪回。空间已把时间宰割得只剩下一片片零碎的瞬间。稍纵即逝的当下感觉取代了过去亲切撩人的悠长记忆。对都市人这种丰富、具体、细致的当下感觉，瞬间意绪和复杂心态的迅速传递，可以说是与都市有天然联系的流行歌曲的一个优势。香港流行歌曲对此有生动的体现。至于陈小奇，总体而言，他之选择作词，是对都市呼唤的响应；他的词作的许多思绪，也是都市触发、映照甚至压迫的结果。但似乎总有点儿被动。 他对都市还远远没有投入——更重要的恐怕是， 就算他想投入，也无法完全投入；都市与他“隔”着，没有乡土那么亲切，尚未走进他创造的心灵。这也许是时代给陈小奇设置的一种限定。

    据说，陈小奇刚开始填流行歌词时曾感到不好意思。雅俗之分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一贯认定雅优于俗因而趋雅避俗。正如台湾学者唐文标先生所说：“‘中国农业文明’很早即发生一种人为的困境：国土方言的不通，文言与白话（即文字与口语）的分离，城市与乡野的相差，君子与小人的辩白，……总结归于‘雅’与‘俗’的二个世界。”（《中国古代戏剧史》）对于创作通俗歌曲，陈小奇尽管后来已经理直气壮并一发不可收，但是依然明显地站在“雅”的一方，换言之，他仍然采取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文人的立场。而且，对通俗歌曲进行雅化，提高其以雅为标志的品位，也是陈小奇一贯的追求。这一点，在其歌词的内容上自不待言——像《东方魂》、《船夫》等，完全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优患意识；即使是在形式上，也整饬有序，少有旁逸斜出的枝蔓， 一副文质彬彬的雅士模样。 若作比较，则不似香港流行歌曲的轻松、自由——直至随意； 亦不同于北方流行歌曲的轻松、 自由——直至随意；亦不同于北方流行歌曲通常具有的质朴生命的冲动与燃烧，虽也有激情，但主要的还只是一种理性的激情。陈小奇的词作，确乎叠印出一个大大的“雅”字。

    相反。陈小奇对“俗”似乎有着下意味的抵触，起码是不能十分认同。其实，“俗”绝非庸俗；在其现代的意义上，更多地包含着“大众化”的意味，是Popular。于是这“俗”还带有鲜明的现代化、 都市化的色彩。现代化离不开工业化和都市化。与农业社会那种等级分明的垂直结构不一样，工业社会把原先处在不同等级的人拉平而形成横向的网络结构.大家都是普通人.现代化同时也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弥漫着日渐浓烈的平民气息。因此，这“俗”，根本上是指一种平民姿态、平民精神和平民趣味。以平民姿态表现都市中平民的种种生态与心态，传达他们的精神与趣味，是通俗文艺包括流行歌曲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流行歌曲还常常以其轻巧、快捷和短小，充当着“春江水暖鸭先知”那样的“先行者”角色。这就是为什么流行歌曲最容易最广泛地流行，且能迅速地随着大众心态的嬗变而转动“流向”。由此观陈小奇的词作，其所谓“通俗”并不彻底，严格来讲只是形式上的——或者说不过是通俗的包装。因此我还生出一个疑问：在流行歌曲还没有彻底通俗化(虽然，何谓“彻底”显然难有一条分明的界线)的时候急于将其雅化，是否会妨碍它的充分发展？

    本文不作优劣论。 就事论事地作孰优孰劣的判定， 只能简化直至遮蔽陈小奇歌词创作背后的文化意味。陈小奇所面临的诸如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雅与俗等矛盾，实际上也是我们这个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时代的触目的文化矛盾。而另一方面，由年龄、阅历、情感方式、道德怀抱和价值观念等方面扭结而成的“前结构”，使得陈小奇他们这代人，比起其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更恰切地负载着和体现出这一文化矛盾。陈小奇的歌词创作，是这种文化矛盾的具体生动的展开，因而也是透视这种文化矛盾的一个饶有兴味的“切入口”。于是，它的意义，便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