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生来就有敢想敢做的开放观念

南方日报 2007年09月17日

    


音乐人陈小奇(中)积极参加培育歌坛新人的活动。 资料图片


  曾风行全国的广东流行音乐,到今年已走过30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音乐人陈小奇接受本报专访——  

  广东人生来就有敢想敢做的开放观念  
  
  本报记者 郭 珊  
  
  核心提示
  
  刚刚过去的星期六,素有“广东流行音乐掌门人”之称的陈小奇做客“岭南大讲堂”。这是个普通的日子,然而回首间,广东流行音乐已跋涉30年。面对热情的听众,陈小奇似乎感觉到,积攒了30年的光荣和创伤,一齐从时间的缝隙射出耀眼亮光。

  怎能忘记2007年6月16日,毛宁、林依轮、李春波、甘萍等当年从广东成名的歌手们,齐聚广州天河体育馆。当《敦煌梦》、《弯弯的月亮》、《大哥你好吗?》、《涛声依旧》、《你在他乡还好吗?》、《小芳》等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风行全国的旋律再一次响起的时候,陈小奇坐在台下,默默怀念那些未能前来的故人,包括英年早逝的歌手陈汝佳、《请到天涯海角来》的曲作者徐东尉。

  怎能忘记30年的风雨,广东流行音乐从80年代突飞猛进,到90年代中后期的大幅滑坡和“雁去巢空”,如今峰回路转,广东竟然又成了目前全国最大的网络歌曲、彩铃歌曲生产基地。几番起落间,陈小奇早年不经意间写下的“遥远的荒漠里有你身影的沧桑,多年以前的辉煌喜悦早已遗忘”,更像是为这一切预先留下的注脚。

  陈小奇曾经形容自己是介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边缘人物,是过渡时代的过渡人物……

  一转眼,华发已生,涛声可还依旧?个中滋味,与谁能说?  
  
  风生水起
  
  流行歌曲一出生就被打入另册,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记者: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港台流行歌曲“入侵”中国内地的时代,而广州的音乐茶座也开始风生水起。您作为一个亲历之人,对邓丽君等流行音乐最初的印象是什么?

  陈小奇: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这辈子会从事音乐创作,也没有机会去茶座听歌,那个时候去茶座还是需要外汇券才能进去的。

  但是我们在学校里已经偷偷开始听邓丽君,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何日君再来》,第一次听就被震呆了!原来歌曲可以这样唱,软软柔柔的,一直唱到人心里去!在那之前我只接受过革命歌曲的熏陶,美声、民族的,都讲求放开嗓子来唱,胸腔共鸣,邓丽君的“气声唱法”虽然在社会上被批判为靡靡之音,但是我本能地觉得唐诗宋词里经常提到的浅斟低吟就是这样的。

  记者:港台流行文化,令国人耳目乍开,当时您有没有感觉到社会某种微妙的变化气息?

  陈小奇:文革过后百废待兴,很多新鲜事物一下子涌进来,对中国人造成的冲击是空前绝后的。我们一直被教导,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外国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要解放全人类云云,结果呢,打开国门一看,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就拿影视剧来说,《霍元甲》是第一步正式引进的港台电视剧,多少人追着看啊,那种盛况真是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记得那时我父亲买了一台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天从下午五六点钟开始,整栋居民楼的大人小孩,就开始搬着凳子来我家,几十个脑袋挤在那么小一个铁盒子前面,看得如饥似渴。

  记者:我注意到您这次演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流行音乐是当今主流音乐形态。在您看来,这个主流和“主旋律”是什么关系?

  陈小奇:“主旋律”是一个政治范畴内的词汇,而我说的主流是从音乐形式上谈的,两者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我认为,流行音乐发展自从30年代上海产生“时代曲”以来,经过了“轻音乐”、“通俗歌曲”、“流行歌曲”等几个称谓变换的阶段,它始终没能摘掉低俗的帽子,一直是被妖魔化的对象。它出身不好,不是“根正苗红”。30年代时代曲刚刚萌芽,紧接着就是抗战爆发,前线出生入死,后方还在醉生梦死,流行歌曲一出生就被打入另册,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上世纪70年代末邓丽君进来的时候,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旧上海时代曲,因此激起不少人士先天的抵触感。在广东,舆论环境的宽松给了流行音乐发展的空间,但在全国它的处境是很糟糕的。1987年我参加武汉流行音乐研讨会的时候,就听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激烈声讨:我从来不听流行音乐! 

  【再回首】
  
  陈小奇是78级大学生,上大学前在汽车配件厂当过6年铸造工人。毕业时本来打算去《花城》当编辑,然而因为被人挤掉名额,阴差阳错分配到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分公司当戏曲编辑。由此,一个满怀希望的年轻人,和一个萌芽不久的时代潮流,彼此的命运开始纠缠在一起。
  
  辉煌年代
  
  那个时候音乐人都是豪气满怀,踌躇满志 
  
  记者:据您观察,广东流行音乐界从何时开始有了明确的原创的概念?

  陈小奇:应该说80年代初期我们对于原创还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只是本能地觉得到处都是别人的东西,“广州罗文”、“广州邓丽君”、“广州刘文正”……我们难道一点自己的东西都拿不出手?音乐人多少都有创作的欲望和尊严感。

  那个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五五运动”,即要求电台和音乐茶座演唱曲目里本地作品和海外作品两两分账,坦白说,有私心杂念在里面,但主要是觉得以我们的创作力量即使不足以抗衡港台,最起码不会连一席之地都没有。

  1987年太平洋推出的本地歌星合集《为我们骄傲》卖了80万盒,虽然还不能跟港台歌曲相比,但已经非常可观。那个时候音乐人都是豪气满怀、踌躇满志,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跟李海鹰在自家阳台上一晚上聊到天亮,抽掉6盒烟,说起未来音乐走向之类的,手舞足蹈,真是很疯狂、热血的年代。大家有了什么新作,经常在一起探讨,气氛很团结、融洽。

  记者:90年代以《涛声依旧》为代表,广东流行音乐进入高潮期,当时您创作这首歌曲的动因是什么?您分析像毛宁、杨钰莹那样的“金童玉女”为什么能风行全国?

  陈小奇:我写这首歌的时候纯粹是自娱自乐,当时偶然重读《枫桥夜泊》,觉得“江枫渔火对愁眠”之类的文字,让人遐想不尽,就想以此编一个故事。

  我本来想这首歌能上榜一周就可以了,可真没有想到后来那么红。要说为什么他们俩那么成功,除了舞台形象很符合大多数中国人传统审美口味,还有一个就是签约制度的兴起,公司开始注重歌手的包装和推介,对于偶像歌手来说是正逢其时。

  记者:回顾这段广东流行音乐的辉煌年代,作为岭南地域文化的一个代表,您觉得广东流行音乐所带动的风潮其本质上有什么特色?

  陈小奇:除了开拓性,广东流行音乐最大特色是平民化和娱乐性。平民意识浓厚,贴近生活实际,像李春波的《小芳》,1992年李春波还在一个小乐队里担当贝司手,生活落魄。《小芳》跟当时流行的东西差别很大,很土,但是朴素、真诚。《小芳》代表了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共同回忆。还有就是娱乐性。广东这批歌曲都具有一种卡拉OK精神,以喜听乐唱为标准,体现的就是一种平民精神的觉醒。

  我一直觉得广东在以民为本方面在全国是做得最好的,例如听证会数量、报纸对民生新闻的关注度都堪称全国之最。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发言权,让百姓对自己生存环境发表意见,这是真正尊重民生的体现。  
  
  【再回首】
  
  1994年广州市委宣传部举办了全国第一个党政部门举办的流行音乐研讨会。在这次研讨会上,政府予以广东流行音乐极高的评价:“流行音乐在广东的崛起,与广东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独领风骚是一致的。”北京著名音乐人苏越在会上发出了“广东是流行音乐的延安”的感叹。  
  
  文化优势
  
  这些开拓性尝试,在首都往往难以开展  
  
  记者:对于广东流行音乐的滑坡,从文化背景上来看,李海鹰曾认为,是因为缺乏文化上的必要积累。

  陈小奇:你看孙中山北伐不是也被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了吗?不仅是广州,上海的海派文化,在流行音乐这一块,最近这些年拿出过什么东西来?广东的文化优势就是领风气之先,领完了别人再做。关键是你怎么看待“开拓者”角色,开拓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广东变成文化上的首都,广州不是北京,为什么一定要当皇帝呢?最终一统江湖的肯定还是首都。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广东人的探索精神,因为这些尝试,又往往是在首都难以开展的。

  我倒觉得不必苛责广东人穿堂风习气,对于发扬光大一种新文化来说,广州、北京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和定位,广州能为内陆注入新信息、新风尚,已经功德无量了。而且我觉得广东至今在流行音乐创作方面仍然有着除北京之外其他地区难以匹敌的优势:第一,广东有着一批执着的坚持本土原创风格的音乐人;第二,广东人生来就有一种敢想敢做的开放观念;第三,广东有着浓郁的商业氛围,这对流行音乐这种商业性的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记者:不过我觉得您对广东流行文化还是很有信心的,比如您最近这些年来一直在呼吁建立“南方乐派”,但一直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认同。

  陈小奇: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广东流行音乐的特点可用“优美、抒情、含蓄”来概括。今天比之过去,它应该有着更为鲜明的时代烙印。事实上中国南方的各类艺术形态自古以来就和北方有着极大的不同,如民间音乐、如戏曲、如美术上的岭南画派等。我们希望提倡的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对本地音乐的尊重、对本地音乐价值观念的重新认识。  
  
  【再回首】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毛宁、林依轮等多位大牌歌星,以及解承强、李海鹰等著名音乐人,相继离开广州到北京等地发展,广东流行乐坛开始滑坡。作为广东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陈小奇始终没有离开。  
  
  金庸PK鲁迅
  
  我们千万不要妄想用国学来拯救中国

  记者:流行文化曾经长期得不到重视,不过最近人们关心的却是它会否将传统文化吞噬。比如最近关于金庸进教材,鲁迅遭下课的话题就讨论得很热,我注意到您的《涛声依旧》进入了上海的高考语文试题。

  陈小奇:对于金庸和鲁迅谁上谁下的话题,我也觉得是个伪问题,两者并不是直接对应的,流行文化、经典文化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传统文化始终会有一定位置,流行文化则代表了一种时尚文化的浸透,它从消费观上改变了中国。

  我觉得对于中小学教材中增添一些现代流行的东西是应该的,毕竟教材不能几千年不变。不过,我倒觉得金庸的文章作为课外推荐读物即可,因为我担心他提倡的行侠仗义,在今天脱离其语境的环境中,不能激发学生正确的正义感,反而容易被曲解为类似江湖帮会的旧习气。我觉得大家忽视的一点是对应用教育的培养,中学毕业连个求职信都不会写的大有人在。

  记者:您的作品已经开始被人称为流行文化中的经典,您怎么看待经典的含义?对于目前国学热的话题,您怎么看?

  陈小奇:传统的东西可以为我所用,但不能指望传统把我们引领进新的世界。在当今,传统必须寻找到新的途径以求得生存。比如书法,毛笔字的书写功能已经转化为个人怡情养性的功能。经典文化,在我看来,是一种几乎古董的价值,它没有实用功能,但不妨碍人们去欣赏。更重要的是,我们千万不要妄想用国学来拯救中国,不要掉到全面复古的陷阱中去,将国学中去芜存菁,把有用的东西转化融入到今天的生活,这个和用国学来改造生活是两个概念。

  记者:您对超女那样的选秀活动有何看法呢?有人认为这代表了中国年轻人中浮躁的倾向。

  陈小奇:其实像选秀,只不过是一种借用了艺术外壳的娱乐消遣,它的确带给一些天才露头的机会。但我觉得不应该单单去指责选秀暴露出年轻人当中一夜成名的浮躁心态,整个社会谁不浮躁?人的本性就有成名、发财的欲望,希望用最短的途径去达到这个目的。以前的人难道就不浮躁?选秀如果是浮躁,炒股不更是浮躁?选秀也罢,炒股也好,这种神话效应促使成千上万的人去参与,而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成功,“一将功成万骨枯”都是一个道理。
  
  【再回首】
  
  在2002年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成立大会上,陈小奇喊出了“救亡图存,守土有责”的口号。他组织流行音乐评奖活动、举办演唱会、包装歌手;2002年,他的《高原红》获得了中国音乐的最高奖“金钟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