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高考30年

本期人物:陈小奇:

       1954年出生于广东普宁,我国著名词曲作家、著名音乐制作人及电视剧制片人,曾获中国十大词曲作家奖及中国最杰出音乐人奖。代表作品有《涛声依旧》、《大哥你好吗》、《九九女儿红》、《我不想说》、《高原红》等,以典雅、空灵、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南派艺术风格独步大陆乐坛。

      恢复高考,让这个曾经的“黑五类子弟”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但陈小奇的人生路绝非一帆风顺:1978年,因被少计100分,他差点与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毕业时,谈好的工作“飞”了,误打误撞中他走上音乐制作之路,一炮打响后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人生的任何悲剧到头来终是喜剧”

知名音乐人陈小奇回忆高考历程

 

童年:上山捉蛇做二胡

      

      1954年,我出生在广东普宁的一个党员干部家庭,父母早在1941年就入党了,当时他们都才18岁。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父亲被划为“走资派”,于是我就成了“黑五类子弟”,后来叫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笑)这段岁月给我的印象很不好。父母被带到五七干校进行改造,想见他们一面都很难,我小时候更多是和外婆一起生活。

      我母亲念过高中,还会吹口琴,在那个时代已经属于挺有文化的人。解放后她做了地方文化馆馆长,我小时侯就经常去看,很早对美术产生了兴趣。相比来说,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我11岁时,父母调到梅州工作,于是也跟了过去,这才开始接触到父亲的大量藏书。父亲生前常带我们去看潮剧,他业余还写了许多剧本,后来还得了鲁迅文艺奖。另外,父亲还喜欢玩一些民族乐器。

      父母自身难保,客观上给我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成天和哥哥等十几个小孩一起玩耍。有段时间我们对音乐蛮感兴趣,但买不起乐器,于是就自己动手做。我们从山上捉活蛇剥了皮来做二胡;没有弓弦,我们打听到一个偏方,把剑麻弄碎,放在水里,抽出丝来,也可以代替。当然我们做的乐器肯定不会多好,但是自己很满足。我是不敢在父母面前弄的,一来制造的“噪音”会让他们心烦,二来他们吃了艺术创作的亏,不希望孩子还搞这个。

      有件小事至今难忘。我在垃圾堆里捡到一本没有封面的唐诗集(几年后才知道是《唐诗三百首》),特别喜欢,就悄悄的躲在被窝里看,父亲发现后把书给扔了,因为这些“毒草”在那个时代是很敏感的,父亲生怕又带来什么弥天大祸。为这个事,我还心疼了好久。

      中学时代,我遇到了一位对唐诗很有研究的杨铎老师,毕业时候他填了一首《苏幕遮》送给我,鼓励我文学创作。受他影响,我在中学以及后来的工厂里偷偷填了大概两百首词,可惜都丢失了。

 

高考:找熟人查分少录100

 

      1972年我高中毕业,被分配到平远县一个汽车配件厂,离梅州市区大概有60公里,一呆就是六年时间。从学徒做起,做过工人、资料员(相当于现在秘书)。所幸的是,在工厂里我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都喜欢音乐、书法、文学,经常在一起切磋交流的。我们也算是工厂里的文人吧,工厂里的墙报什么的当时都是我们搞的。现在大家碰头,还是很怀念在工厂的那段日子。

      像我们这样叛逆的个性,在工厂里都是不满足的。可是不敢想未来啊,更没想过这辈子还有上大学的机会!1977年,从报纸上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有绝处逢生的感觉,奔走相告。毕竟五年没摸过书本了,所以就赶紧到处找资料,以前的课本很无聊的,大多是政策挂帅的文章,我清楚记得当时英语课本第一篇文章总是“毛主席万岁”什么的。不过语文更多靠的是自己平时的积累,而对于数学我花了很大的精力。当时我们工厂里很多人一起考,相互交流。最后结果是77年工厂三四十人报考没一个考上,78年一二十人只考上了2个。

      我两年高考第一志愿报的都是中大中文系,主要是之前受到中大中文系的一个毕业生的影响,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中大中文系的人和事。这个人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毕业后去了汕头的牛田洋,当时出了一件很大的事,1968年海啸,一批大学生跳到海里组成人墙,结果被大浪卷走了。而这个老中大生是幸存者之一,当时他是只穿着一条底裤跑了出来的。现在想想,用身体去挡海浪很傻,可是在当时来说,大家都觉得很值,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成果啊。

      其实,我77年就参加了高考,文科考的是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结果被告知语文不及格,我很惊讶,但当时没有查分制度。后来78年再考,居然只有272分,我很怀疑,刚好那年开始允许查分了,于是我通过熟人,去梅州地区教育局查分。记得当时历史只有6.5分,负责查分的人说,你这分数够可以了,还有很多人考0分呢,但我坚持要查,最后竟是86.5分!我觉得地理比历史考的还要好,怎么就68分呢,坚持之下,居然查出88分来。这样一来,我就多了整整100分,而当年中大是340分,我就没再查了,当时想的是只要能上中大就行了。

      现在想想,当时由于报考人数多,又是完全手工统分,条件很差,或许抄我分的人刚好笔没有水了,少抄了个8字什么的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今年安徽高考,发生的统分漏计三十多分的事,相比就比较荒唐了,现在技术这么先进,居然还发生这种事!

 

 

求学:一人一琴一二胡

 

      得知被中大中文系录取的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只会和文学有关系了,于是扔掉了和音乐有关的书籍,一个人带着一把小提琴和二胡来中大报名。因为有六年工龄,我是带薪上学的,每月有36.9元的工资,那是什么概念呢?当时猪肉是8角钱一斤。我每月吃饭用掉18元,剩下的钱全部用来买书,对生活没什么追求,一套衣服从大一穿到了大四毕业。

      当时我们77、78级云集了那年代的社会精英,大家社会经历迥异,交流的风气很浓,于是这些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的人聚集在一起就产生了核反应,而不仅是一加一的效果。这点在我看来,是我们77、78级现在能够成为社会中坚的原因所在。

      我们78级有99个同学,年纪小的只有16岁,大的32岁,很多人都成家了,有的家中还有两三个小孩子,一个女同学来报到时,怀中还奶着一个孩子。那个时候有书读就高兴死了,上大学机会来之不易,大家都非常珍惜,争分夺秒地学,图书馆夜夜爆满,没办法,只能每个班分多少名额,抽签进图书馆。

      现在的大学生来源很单一,经历也相似。而现在的孩子很多是家长逼着去上大学,被动地学;再加上大学严进宽出,大学生努力学习动力不足,结果差别是可想而知的。

 

 

毕业:被后门“挤”到音乐路上

 

      我走上音乐创作的路,也是因缘巧合。大学毕业后,我原来准备去花城出版社,当时的主编跟我说毕业头三年先不要想房子的事,都谈到这个份上了,结果最后被一个人走后门顶了。当时手脚全乱了,因为并没有跟其它单位联系过,那时正好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分公司招人,我报这个职位,可以说无人竞争,因为当时懂点音乐的人并不多。

      刚开始当戏曲编辑,搞了三年左右。1983年年底,中唱一个编辑找我,让我填词,那会忧伤惆怅的词不许唱,因为不能对社会表现失望情绪,但是可以歌唱爱情 。我填了《我的吉它》等,反映特别强烈。1987年,央视拿去用作一个纪录片《她把歌声留给中国》的片尾曲,上面标着“佚名填词”,也就是说无名作者填的词。可我当时高兴都来不及,这可是莫大的鼓舞啊,哪里会去找央视要求正名!

      1985年,广东首次举行红棉杯流行歌曲大赛,十大金曲中,我有两首获奖,一个并列第一,一个第三名,这是我第一次获得的大奖。获得政府奖最高的是第二届全国音乐金钟奖,这个算专业领域的最高奖项,由我作词作曲的《高原红》、作词的《又见彩虹》获奖。其它还有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3年全国十大金曲《涛声依旧》(词曲)等,大约拿了两百多个奖吧。

      其实这些年自己的创作经历给我的经验是,文学和艺术是靠自己悟的,不能靠别人教的,别人教的对自己不一定有用,要么做出来的就是大套路的东西,是行货。我从小到大都没有找过老师,一来我们那时侯确实也找不到,二来,我自己是一个比较自闭的人,不喜欢找老师。所以我强调自己的领悟!

 

观点

恢复高考让整个社会受益

 

      论结果,“新三届”现在是社会的中坚;看过程,我们这一代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文革是一个巨大的荒诞剧,它耽误了至少两代人。受教育的权力被剥夺,是一个历史悲剧。恢复高考,至少给了大家一个受教育的机会,是社会公平的体现。在这种悲剧下,我们这一代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握住了历史给我们的机会,把失去的东西大部分争取回来。人生的任何悲剧到头来又是喜剧。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缺少反思,提到高考更多的只是说它给自己带来的命运的转变,可是,每个人的命运与国运紧密相关,根本上是一致的,恢复高考,让整个社会受益。那时经常提的就是“振兴中华”,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可以说是伴随我们一生,为了这个国家必须去做点什么。到现在,77、78级的同学还经常聚会,谈国家,谈民生,从过去的热血青年变成了热血中年甚至是老年了,当然也只能算清谈,毕竟我们还不是政策的最高制定者,现实有时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无力。

      而从走出校门开始,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就伴随着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中,我们当时只是面对本科生,现在是研究生,后来进来的全是博士生。另外,年轻一代他们掌握信息的能力也远胜我们,信息捕捉能力方面,我们是先天不足,所以任何时候我都会感到后面有一大帮的追兵,随时都可能被踢下去台去!

      这几十年,我没有一刻敢松懈,尤其是我从事的音乐行业,几年不出好作品你基本上就消失了,很难再重来!而且我并不是领国家工资的人,不工作,生存都不能保证。我得养家糊口啊,现在国情如此,也不可能拿多少版税。盗版满天飞。我有时跟别人开玩笑说,除了古巴、北朝鲜、中国,我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靠版税生活得很舒服。儿子在国外上学,我经常笑着跟他说,现在老爸是在为你打工。

 

“超女”是时代的进步

      “超女”这样的节目我会看一些。我觉得“超女”代表着一种进步。这个活动至少是平民选出来的!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评委说了算(虽然我也当过很多回评委。)这代表了一种平民意识的参与,是中国以前从来没有过的!评委选出来的不一定就有市场,但是大众选出的肯定是有市场的!从这两点看这是进步。尽管从专业上看,超女们还不算完美。但是这种平民意识和市场取向是符合潮流的。另外,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新媒介(手机)的作用,相比于传统媒介更难被控制和垄断。

      对于后代的教育,也是一样道理。我对于我儿子的教育就是让他自由选择!我记得他小学的时候我让他学钢琴,他不乐意,坐在那里偷偷的抹眼泪,我就对他说:“你不喜欢就不要学了,等哪天想学再学吧!”。后来到了初中他突然对钢琴感兴趣了,自己跑在那儿学,我就给他找了老师。所以说逼出来的东西是没有用的!

      不只是这个,我儿子高中快念完时,和我说他不想读大学了,因为他自己觉得中国的大学教育有问题,他想去做生意。我没有直接阻止他,而是提议让他出国,他欣然同意,自己跑到美国学金融了。以前在家他很叛逆,很少和我说话,现在去了国外,和我倒能够聊得开了!

      我很佩服古人造字的智慧,我常说在中国知识传授的传统太强了,但是大学不应该还是知识的传授,而应该是智慧的传授。知识学死了,就是“知”字加了个“病”字头,那叫“痴”!知识用的活了,那就是“知”字加个“日”字,那叫“智”!一个人的成功靠的不是死板的知识,而是智慧!

      不管如何,孩子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哪怕是叛逆的思想,那也是他自己的想法,至少是自己分析出来的,对自己的人生发展是很有用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自由、平等的教育下一代!

 

采写 本报记者 朱丰俊 实习生 王刚

摄影 本报记者 方谦华 实习生

 2013/4/14